去过包公墓的游人无不为它的精致而感到吃惊。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旅游并不时尚，经济也不富裕，然而我们合肥人不声不响地就建了座高品位的古朴高雅的包公墓。包公墓的成功能给我们现在打响包公名片有什么启示呢？当初参与了包公墓建设全过程的包河公园原主任张林先生以包公墓的成功经验说明———
经验之一：打包公牌，必须多方努力方可见效
张林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人民的支持、媒体的宣传配合，再加上所有参建人员的奉献精神，就是包公墓成功的经验。现在合肥正赶上大建设大发展，又逢全国重视旅游产业的大好时机，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合肥旅游完全可以做大做强。合肥此时将“包公故里”做为“合肥名片”之一，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
说到包公墓的建设，本报功不可没。１９８４年９月，本报资深记者赵泉采写的《包公遗骨偷葬记》轰动一时。文章披露：１９７３年，当时位于大兴集合钢二厂附近的包公墓被挖掘。时值“文革”，包公被认为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挖出的遗骨等不准送回包拯的肥东老家安葬。无奈之下，参加挖掘包公墓的包遵元只好将装着包公及其子媳遗骨的十多只木箱子拉回自己家中，在山墙头搭了个小披厦，一放就是两年。此后，包遵元及几位本家偷偷将遗骨运回包公出生地、肥东龙山偷偷埋葬……这篇文章经十多家报刊转载后，读者呼吁重建包公墓的来信雪片似飞来，有要捐钱的，有愿意无偿设计的，还有出谋划策的，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包公文化代表了人类希望公平公正的美好愿望，包公是合肥宝贵的人文资源，建好包公墓是合肥人的责任。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读了《包公遗骨偷葬记》后作了如下批示：“大为（指时任合肥市长张大为）同志：据晚报披露，包公墓至今未能迁安，似不甚妥。请你告有关部门抓紧处理，可在包河选一适当地点安葬，费用由省或市承担。”当时的市领导亲自坐镇，抽调了大批人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这样，包公墓轰轰烈烈地建起来。
经验之二：打包公牌，一举一动都要慎重，硬件、软件都要经得起推敲
打包公牌，一定不能一感动就激动，一激动就盲动。打包公牌，“硬件要硬，软件则不能软”。
张林先生介绍，修包公墓时，定的调子是完全按宋代营造法式及陵寝制度建墓，一砖一瓦都不许有一点走样。为了建包公墓，军事教员出身的张林研究起了古建筑，他来到北京图书馆，吃着黄瓜大饼没日没夜地翻书；为研究宋代古墓的制式，他来到河南硬钻进阴森恐怖的古墓里差点儿上不来；他还专门买了带长焦距的照相机，看到宋代的古建筑就拍下来反复揣摩；他甚至还“偷”，那地上没人要的瓦片什么的他都如获至宝。经过他与大家的共同努力，目前建成的包公墓得到国内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我们现在仍可以自豪地说：包公墓，一砖一瓦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经验之三：打包公牌，人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
打包公牌，很多人士认为资金是最大的瓶颈，张林先生不这么看。他说包公墓筹建时，我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经济能力与２１世纪的今天无法相比，当时发展旅游的意识也十分淡薄，那么包公墓当时是怎么解决资金来源的呢？
张林先生介绍说，包公墓的第一笔资金是借来的，总共４０元钱，他们用这些钱买了纸笔等办公用品，开始筹建包公墓，可想当时是多么困难！为了建包公墓，各级政府“拼盘子”、“抬杠子”，共筹集了２６９万元，木材商只取微利，建筑商也本着奉献精神，一省再省。可以说，所有参加建设包公墓的人员都做出了奉献，那时的精神至今令人感动。
对于时下合肥要亮出“包公故里”这张名片，张林先生认为，上世纪８０年代，那时还不兴招商引资，现在的经济实力比上世纪８０年代要强多了，融资渠道也比那时畅通多了，我们应该吸收外地发展旅游的经验，大打“政府主导型战役”。在初期，政府应该投入启动资金，待基础设施完善、总体规划出台后，大举对外招商，凭借这样好的旅游项目及包公在海外的吸引力，还怕引不来外资？
打好包公牌是合肥旅游兴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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