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快要初中毕业了，北京市行知实验学校初三学生杜展犯了愁：到哪里上高中呢？在北京借读，还是回老家去？“我的课桌在哪里？”打工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升学的事成了一家人的难题。（《人民日报》３月２２日）

    少年也识愁滋味，有相似难题的不只杜展一个人。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全国约有２０００多万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有了保障。然而，一部分学生初中即将毕业，新的问题又凸现出来：完成义务教育后，流动的孩子哪里去？

    至少在法律文本上，老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显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义务教育”问题，它是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体，是社会剧变的产物，与户籍管理、财政制度、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等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僵化、保守的传统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加速转型的社会和不断提升的城市化进程，这两者之间矛盾，注定将在这一代农民工子女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针对不同种族的移民问题，美国社会学家Ｒ．Ｅ．帕克在上世纪２０年代曾提出过一个“边际人格”理论。“边际人是指一个人由于参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群体而在思想上产生矛盾与冲突，陷于两难境地的人”。帕克的边际人理论，无疑是对中国流动人口最好的解释：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寄托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群体。由于缺乏归属感，由于受歧视，农民工子女的自尊水平一般都较低，焦虑不安又自我否定，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在下降。

    要彻底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首先，就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人口子女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也只有消除了与户籍相关的利益关系，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以及教育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最终让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回归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这还只是硬件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城市必须以开放的、积极的姿态，来迎接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教育学者肖力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文化处境不利的群体，他们在升学、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远远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现在是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源于知识差距。在知识的汲取和学习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无疑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不解决，农民工的“弱势”就会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阶层流动和构建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