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２４岁的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在前不久发生的暴风雪中遭遇车祸，多处骨折。同行者为救他的性命，１２次向人下跪求救，却屡遭冷遇，警车绕道走、１２０见死不救。最终，刘明明命丧狂风暴雪之中……（３月２２日《合肥晚报》）

    每一起见死不救事件都会激起群愤，然而，无一例外地又会重现同样的悲剧。刘明明的死，让我们又见着了见死不救的阴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降临到谁的身上？

    生命宝贵，救人第一。这是最起码的伦理，是人最基本的人性要求。尽管处在暴风雪中，尽管救人自己可能也会遭受到不测，但对于一条即将消逝的生命，我想任何人都不应该是冷漠待之的。可是刘明明偏偏就遇到了一群冷漠的人。

    刘明明的遭遇，使笔者想起了陶汉武。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９日下午，吉林乾安县某村８０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被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发生拥挤，１６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１２０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借用一下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的父亲陶金财急得给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跪下，哀求他们帮忙叫救护车。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会或者吱声”。终于，耽搁半小时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

    年轻的生命死在见死不救上，让我们感到痛心，只要旁人伸出援助之手，本就可以有一个灿烂的生活。

    面对陌生人的生命，为何就能够见死不救？对于一般人来说，除了可能遇到道德的谴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代价。说是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你见死不救而当面谴责你，更不会你有见死不救的先例而受到不一样的对待。况且对你有影响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够知道你会见死不救。而如果救了人，带来的麻烦要远远比不救人多。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惯性思维下，见死不救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一般人见死不救，尚还能够想得通，可为何警车、１２０也会见死不救？《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１２０的职责也是救人的。警车、１２０当时不救人，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然而在人命面前，自然应该为之让道，他们之所以敢见死不救，其因就在于他们很难被追究责任。一方面他们可以辩解自己有任务，另一方面很少有人会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在深层的根因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还远未达到决定他们政治命运的程度。他们自然就可以不必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每一起见死不救事件中，都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恐怕我们的悲愤也会越来越少。

□王军荣